西南交通大学校长 徐飞

总结和反思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征程，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能最终“走进”目标国，中国高铁才是真正“走出”。为此，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十大挑战。

 

理性认识海外高铁市场，客观评估全球高铁容量，跳出高铁看高铁

 

高铁是一个国家的“奢侈级”基础设施，主要分布在东亚和西欧地区，中国、法国、日本、德国、西班牙和英国是高铁的核心市场。目前，有成形或在建高铁项目的国家有俄罗斯、波兰、沙特阿拉伯、美国、土耳其和摩洛哥，印度、泰国和马来西亚是未来有潜力的市场。建设高铁有四个较高门槛：一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二是人口密度要大；三是电力供应充足；四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能满足这些条件又有意愿修建高铁的国家十分有限。

不仅如此，高铁还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甚至国防、军事等很多复杂因素。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目前世界在建高铁并不多，许多国家存在用不上或者建不起高铁的情况。欧美不少国家在上世纪70 年代前已完成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有些国家虽然有建高铁的需求，但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复苏乏力，因此，海外高铁市场远不如想象中广阔。世界银行由此作出判断，全球最大的高铁市场仍在中国。

全球高铁市场有多大？如前所述，未来20—25 年（2040 年前）世界高铁需求在1.5—3 万公里左右（不含中国）。目前，英国正在推进568 公里的HS2 高铁项目，法国规划到2020 年前新建高铁2500 公里，德国则对列入计划的联邦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承担财政支持，并将发展高铁作为铁路现代化建设的重点；俄罗斯规划至2030 年高铁和快速铁路1.1 万公里，2020 年先期投资523 亿美元，计划开建的莫斯科—喀山、莫斯科—索契、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多条高铁和快铁，投资总额达4.9 万亿卢布；印度在未来5 年将打造1 万公里的“钻石四边形”高铁网，并升级改造6.5万公里既有铁路。此外，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亦提出规模庞大的高铁建设发展规划。

近期，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发布的研究预测显示，全球高铁市场在2019年的总价值约为1330 亿美元，高于2014 年的1120 亿美元。另据德国调查报告，未来全球铁路市场容量有望以每年3.4 ％的速度增长，高铁市场容量预计每年增速为1.3 ％，而传统铁路占铁路总市场份额的3/4 。这些数字表明，高铁市场容量固然不小，但全球200 多个国家的普通铁路产品却更庞大，是高铁市场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进入21 世纪以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大行其道，加之全球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气候变暖、交通安全等问题日益严重，在全球经济向低碳模式转变的大背景下，国际铁路（轨道交通）市场呈现明显复兴态势，客运向高速、城市轨道交通、联合运输方向发展，货运向重载化、快捷化、物流化方向发展。

欧美、日本、俄罗斯等发达国家大力发展高速铁路网和城市轨道交通，中东欧、亚、非、拉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把铁路作为优先发展领域。各国陆续从可持续发展、城市化进程、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运输体系构建、国际通道建设等方面，调整并实施了新的运输发展战略，加大了对铁路（轨道交通）的建设投入。

因此，中国高铁“走出去”切忌就高铁谈高铁，应从中国铁路“走出去”这一大背景进行审视。此外，介于高铁和普铁之间的“泛高铁”或快铁，是一种设备等级比普铁高、速度接近高铁的动车组列车，其性价比高，值得充分重视。

 

认清目标国国情多样性，精准把握东道国对高铁需求的差异性

 

高铁要真正走进目标国，需要认清目标国国情的多样性，精准把握东道国对高铁需求的差异性。目标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国情具有多样性和多元性。“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社会制度、经济水平、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历史传统、地理环境、发展道路各不相同，在铁路发展的轨道制式、建设方式、运营模式、投资融资等诸多方面很可能也是差别迥异。

以宗教信仰为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元宗教并存，中亚、西亚、北非地区以伊斯兰教为主；中东欧地区主要信仰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东南亚地区以佛教、伊斯兰教为主，基督教、儒释道信仰等并存；南亚地区以印度教为主，伊斯兰教、佛教、锡克教等并存；南太平洋地区以基督教为主。

又以工业化进程为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水平差距较大，涵盖了工业化进程的各个阶段。中亚五国分布在工业化初期和工业化后期两头；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大部分处于工业化初期，尼泊尔、孟加拉国、柬埔寨、老挝和缅甸还被联合国列入最不发达国家之列；中东欧和西亚、中东的国家大部分处于工业化后期。

再以轨道制式为例，轨道制式分为标准轨距、宽轨距、窄轨距，中国、伊朗、土耳其采用1435mm 标准轨距，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国采用1520mm 宽轨距，印度、巴基斯坦等国采用1676mm 宽轨距，非洲加纳、刚果、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家采用1067mm 窄轨距，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喀麦隆以及东南亚国家绝大多数采用1000mm 窄轨距。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国情的多样性和对铁路需求的差异性，决定了中国高铁“走出去”必须精准对焦沿线国家的具体需求，做实、做细、做透前期研究。要充分了解东道国国情和面临的问题，在对这些国家基本国情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地提出铁路规划、勘探、建设、装备、运营、维护、投融资等技术集成方案。

同时，还要提供足够的有关投资、成本、运营、载客量等详细的数据供东道国决策。中国要充分利用自身拥有的高铁建设数据的优势与项目所在国分享，让他们了解发展高铁是否合理，需要多少投入，能够产生怎样的经济效益，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决策。

 

把高铁建设和产业化城镇化有机结合，将“双轨”向“两化”提升

 

高铁不仅是交通线，还是经济线、旅游线、民生线，对地方来讲更是生命线和国民经济大动脉。一条高铁背后是一个产业规划，几条高铁意味着区域经济版图的重构和城镇化的勃兴。高铁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产业化、城镇化乃至工业化插上腾飞的翅膀，让当地人看到经济振兴的希望，对那些位于亚洲脊柱地带各条纵横交错道路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

因此，要将高铁“双轨”向“两化”（产业化、城镇化）提升，既立足高铁又超越高铁，即从单纯的高铁建设，向高铁建设与沿线区域的资源开发、产业发展、城镇建设、工业振兴等一体化规划推进，充分释放“高铁红利”，充分发挥高铁的“拉动效应”和“溢出效应”。这样，既可减少以前单一建高铁的阻力，增强对目标国的吸引力，又能更好地改善民生、带动就业，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高铁线路开通运营，将释放既有铁路的货运运输能力，提升既有铁路网的运输能力，加速人流、物流、能流和资金流流动，扩大东道国国内外物流吞吐能力，促进进出口贸易，增强市场活力，增大对国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从而促进当地产业发展。进一步，高铁还能有效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为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提供动力，带动东道国国内更多产业不断向国际拓展，参与国际竞争，给该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大的增长空间和发展潜力。

 

城镇化是高铁“溢出效应”的重要体现。目前，发达国家的平均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80％，“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城镇化率却很低。高铁是新型城镇化的纽带，作为开路先锋将主导城镇化的未来。以站点城市为基点，形成以高铁为纽带的城市群，或将是新型城镇化的理想模式。

与中国类似，“一带一路”各国内陆经济与沿海经济不平衡，贫困人口和落后地区主要集中在内陆区域。铁路深入内陆腹地、扮演经济发展大动脉的内在特征，决定了在发展内陆经济中的绝对地位和不可替代作用，由此助推内陆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从而在加快整合周边区域产业和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同时，加速推进沿线城镇化建设进程。

 

注重促进价值认同，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整体国力不断上升。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已然进入世界舞台的高光地带。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对区域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影响。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各国心态复杂，既希望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又担心会受制于中国。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必然会触及传统的利益格局，引起某些国家的不满和摩擦，甚至引发竞争和阻挠。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事务上，相关国家既是合作伙伴，也可能是潜在竞争者。

例如，俄罗斯就担心“中吉乌铁路”使用的标准轨与俄式轨不能衔接，进而导致中亚国家对俄离心。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规模与中国差距巨大，对互联互通和中国高铁出海既有期盼又迟疑不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虽然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但现在却被一些国家视为潜在的威胁或是主要竞争对手加以防范，甚至联合域外国家进行战略遏制。

铁路是一个国家的大动脉，关乎国家战略命脉、国土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同时，又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和公众关注度，一般而言，无论政府抑或民众，都不希望、不赞成、不愿意依靠外国修建铁路，正如我们在民国时期也曾抵制外国人在中国修筑铁路一样。这在情理之中，除非彼此之间是盟友。实际上，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存在领土、岛屿、海洋主权争端和利益冲突，如与印度的边界问题数十年来悬而未决，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南海的领土领海争议短时期内也难以解决，加之中国高调倡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倡议的初衷心存误解和疑虑。

从国际社会看，这些年来围绕中国高铁“出海”，各种杂音不绝于耳，谣言甚嚣尘上。既有“中国高铁价格低还提供融资，赔本赚吆喝”的嘲讽，也有“中国是否遵循国际标准，是否兼顾东道国利益，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高铁‘走出去’之路，究竟是绿色之路还是污染之路”的担心，还有“中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工具，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为手段称霸世界，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诋毁和中伤。

对此，中国必须亮明观点，表明立场，准确地向世界传递“和平发展、共享发展、包容发展”的中国价值，从思想和观念上增加他国对中国的价值认同，进而从根本上消除有关国家的疑虑。中国应不遗余力地向世界昭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中国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希望的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满园皆春”。中国愿继续同东盟、同亚洲、同世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都欢迎。

同时，中国要更注重用事实和数据说话。作为世界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和负责任大国，中国不仅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对世界经济增长更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世界经济复苏曲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领头雁，中国的发展会为世界经济复苏创造更多机遇。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狄伯杰的近期研究表明，2016 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7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3.2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这一数据给人印象深刻。

再则，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三年多来，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达到500 多亿美元，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开花，带动了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中国应抓紧制定高铁国际融入战略，实施国际铁路伙伴计划，把中国国家战略与目标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有机结合，争取尽快在一些国家建设若干示范项目，树立品牌，提振声誉，进而用事实直面担心，用口碑证明动机，用多赢回应嘲讽。

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沿线国家各界人士建立良好关系，塑造积极正面、互利共赢的国际形象。“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国在沿线国家中应持续培养一大批知华友华亲华助华人士，筑实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社会土壤，厚植民意基础，增进相互了解，赢得价值认同。

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让国际社会认识到，高铁是造福各国普通民众的工具，是加强国际交流、传递文明的使者。高铁这一安全舒适、方便快捷、节能环保的绿色交通运输方式将惠及世界各国，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中国高铁产业链完整、技术先进，应该也能够在促进全人类消除贫困、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公平正义的共同发展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鉴于当前的外部形势和舆论环境，从战略上中国高铁“走出去”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主动欢迎域内外国家的参与并共同分享建设红利，实现共同发展，编织共同利益网络。比如，与中亚国家合作时可以请俄罗斯加入，与东南亚国家合作也可以让日本、印度、美国等国加入。通过竞争性合作与东道国及他国进行良性互动，不仅可以降低资金压力，还能彼此增强政治互信，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21 世纪是开放的世纪、合作的世纪，在新形势下加强高铁国际合作尤为重要。在设计咨询、工程建设、装备制造、工程监理、人才培养等方面，中国高铁只有开放才能获得竞争驱动力，只有共享才能在国际舞台凸显比较优势，只有竞合才能实现短板的自我提升，只有多赢才能真正找到战略合作伙伴。秉承这种理念，中国高铁才能纵横驰骋在世界大地。

 

以高铁合作为桥梁和纽带，世界各国之间实现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须知，国家间、企业间的“竞合”，即合作中的竞争与竞争中的合作，远比单打独斗或一味竞争的获利更多，而且竞争优势特别是持续竞争优势，是构建在自身优势与他人竞争优势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

 

让当地企业、老百姓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是促进价值认同的题中之义。中国高铁企业要通过打造优质工程，使项目效益真真切切惠及当地人民。要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工程所在国多做善事。同时，要重视本土化、属地化经营，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品质的前提下，尽量招聘当地的工程技术人员，让当地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有机会参与并扮演重要角色。

 

高铁强国博弈与突围

 

世界高铁强国主要有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西班牙、韩国等国，这些国家也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发展高速铁路的国家，新干线高速铁路拥有世界上最为成熟的商业运行经验和高安全标准，运行50 年来从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法国是欧洲最早拥有高铁的国家，TGV 高铁以高速度著称。德国在ICE 高速铁路技术方面有着很高的国际声誉，特别是高铁上所用的所有部件它都能自己内部解决，能做到这点的全世界只此一国。德国和法国高铁技术标准在国际市场特别是欧洲市场均有强大影响力。加拿大的庞巴迪是世界级的航空和列车制造商，很早切入高铁行业，也是顶尖高铁的设计者。

这些高铁强国各自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如日本川崎重工的低阻力、轻量化和减灾防灾，德国西门子的主动安全、模块化车体、质量管理体系和可靠性，法国阿尔斯通的生态设计，加拿大庞巴迪的能源—效率—经济—生态（ECO4）。由于高铁技术发达国家各有所长，因此竞争和博弈也日趋激烈。

在高铁国际市场，中国遭遇“阳谋”与“阴谋”双重打压。“阳谋”包括散布“中国威胁论”、公开围堵、政治施压等，“阴谋”则有挑拨离间、暗中诋毁等。竞争的疆域既有周边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也有远离中国本土的欧洲、非洲、南美洲和北美洲。竞争方式既有“一对一”的，也有“一对多”的。比如，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万隆”高铁项目、印度“孟买—艾哈迈达巴德”高铁项目，只是中国与日本间的竞争。多国间竞争的例子包括：在缅甸市场，中国、日本、德国都在积极推销本国高铁技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高铁项目中，中国、日本、法国和西班牙都表示对项目感兴趣；墨西哥国内首条高铁项目招标，引起全球17 家企业关注，其中包括日本三菱、法国阿尔斯通、加拿大庞巴迪和德国西门子等著名企业。

在国际高铁市场竞争中，有的是纯粹的商业竞争，更多的则掺杂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中国与日本在高铁项目上的竞争，除经济因素外，地缘政治因素分量很重。日本输出新干线系统是“安倍经济”增长的战略核心之一。一定程度上，出口高铁之战已经成为中日之间为争夺亚洲政治影响和规则制定权、主导权的“代理战争”。

在2015 年印度首条高铁“孟—艾”项目竞争中，日本国土交通大臣专程赴印度推介日本高铁“新干线”，此前日本JICA 专家甚至放言“即使零元中标，也要拿下东南亚高铁”。日本最终以提供超过120 亿美元的超低利率（0.1％）、超长还款期（50 年）贷款为筹码战胜中国。显然，日本此举更多着眼政治而非经济，试图与中国“死磕”，阻止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无独有偶，2014 年就在缅甸宣布中缅“皎漂—昆明”高铁项目搁浅前，日本高调宣布无偿援助缅甸78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72 亿元）帮助修建铁路等设施。当时，正在访问缅甸的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称，“缅甸是连接东盟各国和南亚地区有着战略性位置的国家，从历史来看缅甸也比较亲日，因此，强化日缅两国关系意义重大”。在缅甸取消中国的铁路修建计划背后，日本从中作祟是重要原因。

中国高铁“走出去”的主要市场之一是东南亚，泰国则是中日高铁在东南亚竞争的第一个市场。2014 年12 月，中、泰两国在双方总理见证下宣布共建高铁。这个造价超过100 亿美元的项目由中方提供贷款，泰国后来认为中方报出的基础建设2％、营运管理4％的贷款利率太高，日本借机“插足”，2015 年2 月开始密集和泰方接触。2015 年5 月27 日，日本政府与泰国官方签署合作备忘录，泰国首条高铁（清迈—曼谷）将引进日本新干线技术，这对近来争夺东南亚市场的中国高铁是一次挫败。泰国最后选择日本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通过提供“官方发展援助”（ODA）贷款，向泰国高铁提供的贷款利率不到2％。低利率的背后仍然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积极推动新干线“走出去”，以振兴日本经济及政治实力的深层考量。日本渴求斩获泰国高铁，因为日本的新干线高铁系统虽在国内已有50 年营运经验，但此前唯一输出地只有中国台湾。

“新马”高铁是中日高铁在东南亚对决的新战场。连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与新加坡间的“新马”高铁全长350 公里，预计耗资150 亿美元。马来西亚2016 年4 月宣布，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有望在年中就新马高铁项目签署备忘录，并将于2017 年第一季度竞标。中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均已表达竞标意向或参与意愿，虽说是四方博弈，但此前在泰国、印度尼西亚高铁项目上激烈厮杀的中日两国，被看作是这一项目实际上最有力的竞争者。

日本竞标的财团是JR 东日本旅客铁道、住友、日立和三菱重工；中国则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整合中国中铁、中国中车等六家企业组成联合体参与竞争。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新加坡方面对在车辆和信号系统方面经验丰富的日本企业抱有好感。另一方面，大部分路线位于本国境内且需承担巨额费用的马来西亚，则更为关注车辆和技术都比日本便宜且在资金筹措方面更为便利的中国方案。

 

亟待提升中国高铁标准国际认同度

 

21 世纪是知识产权的世纪、专利技术的世纪，是标准和品牌的世纪。谁掌握了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谁拥有标准和品牌，谁就拥有话语权，就可以主导市场。中国高铁标准是中国高铁能够“走出去”最重要的基石，推动中国标准成为国际公认标准的过程，就是中国高铁品牌输出过程，也是把中国已经形成巨大产能的高铁产品和技术输出去的过程。

实证调研表明，中国高铁“走出去”的最大障碍在于高铁标准被国外垄断，国外主要采用欧洲标准，中国标准不被接受。目前，在海外还没有一条完全按照中国标准建设的高铁。中国高铁要进入欧洲市场，必须达到欧洲标准。尽管欧洲某些标准已经过时，但要进入欧洲市场，所有装备都必须费时费力地通过欧洲认证，这将严重削弱中国高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有报道称，一家中国道岔生产厂商，其产品已经原铁道部质检中心认证，证明产品安全，性能可靠。如果要获得欧洲认证，至少还需花费600 万元的认证费。如果再改造中国高铁厂商模具、生产设备规格、工艺流程等，资金投入则更大。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中铁建修建的土耳其“安卡拉—伊斯坦布尔”铁路二期工程上。该工程全长仅158 公里，但从2005 年中标起到2014 年7月正式通车，前后共耗时8 年多，就与复杂的欧洲标准有关。中国高铁所有的产品装备都要经过欧洲认证，包括信号、机车、钢轨、水泥、橡胶垫片、紧固件等，此外还包括设计规范和工艺流程，甚至模具都需要变为欧洲标准，这些都将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成本，使原有的成本优势丧失殆尽。

 

国际高铁市场能接受欧洲标准、美国标准、日本标准，为什么就不能接受中国标准？这个问题背后实际上包含三个问题：其一，该不该有中国高铁标准？其二，有没有中国高铁标准？其三，中国高铁标准国际认同度低（不被接受）的内外因是什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回答是“当然”。中国高铁虽然起步较晚，但中国是当今世界上高铁发展最快、运营里程最长、运营时速最高、在建规模最大、技术最全面的国家，可以承担从通信信号、工务工程、牵引供电、机车客车制造直至运营管理等“一揽子”出口。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高铁修建还经历了不同气候和地质地貌的考验，从高寒地区到亚热带气候，在这些复杂的运营环境中获得的高铁运营数据和经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独一无二的竞争力。尤其是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已高达全球的60 ％，是实至名归的世界第一高铁大国。因此，毫无疑问中国应该有自己的高铁标准。

对第二个问题“有没有中国高铁标准”，回答是“有”。简要回顾世界高铁发展历史可知，高铁发端于日本，发展于欧洲，兴盛于中国。“美国有苹果（iPhone），中国有高铁”，就是国际社会高度认可中国高铁的极好佐证之一。

在“引进”到“引领”的过程中，中国不断消化吸收再创新，在国内高铁建设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高速铁路设计、建设、装备、运营、安全管理标准体系以及铁路装备品牌，拥有高铁的自主知识产权。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比如，中国当时引进技术时有一项重要政策，即所有零部件必须使用国产的，即使国内暂时造不了要向国外厂商购买，国外厂商也必须和国内企业合资经营，才能获准进入采购名单。正是这一重要举措，让包括当时中国南车、北车在内的国内厂商，在迅速升级高铁技术的同时，也将相关技术加速渗透到整个中国高铁的产业链中。正是因为诸如此类的政策和举措，特别是中国极强的学习、消化和吸收能力，中国得以通过学习借鉴和自主创新，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技术体系和标准。

中国高铁标准国际认同度低的外因主要有三。首先，欧美发达国家拥有成熟的高铁产业体系，若中国高铁的标准和产品进入欧美市场，对它们原来的产业一定会形成冲击，基于自我保护它们会通过技术壁垒不予接受或者进行抵制。

其次，由于中国并非高速铁路技术的原创国家，主要是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开发出成套技术，虽然这些成套技术标准我们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但毕竟发展和形成时间短，对中国标准认知、认可需要一个过程。

再次，高铁是中国高端装备和高技术的一部分，由于中国工业化远未达到发达成熟程度，高端装备和高技术的整体水平与欧美相比尚有不小差距。“主要依靠低廉造价和成本优势赢得市场，中国标准是‘改良版’的外国标准”等印象短时间内难以消除，这也导致中国高铁标准在国际市场上的认可度不高。

中国高铁标准国际认同度低的内因则主要是，第一，中国高铁技术的原始创新能力不够，基础性研发投入不足，正向创新能力不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专利数量不多，制订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产业标准体系的能力有待提升。

第二，中国高铁行业在设计、制造和认证等方面缺乏统一、完善的标准体系，已有的中国高铁标准不够规范和详细，与欧洲标准相比存在明显不足。尽管中国高铁标准有的技术水平比欧洲标准更先进，但在规范性、严谨性和精准性方面尚须提高和完善。比如，钢轨的欧洲标准包括物理和化学的成分多少、合金含量的比例多少。再则中国在国际市场宣传自身高铁标准的意识不强、思路不宽、举措不力，甚至中国高铁标准规范至今没有一本完整的英文版。

第三，标准与品牌密切关联。中国高铁品牌虽然已在国际上逐步被接受，但品牌特点与他国相比并不鲜明。市场品牌认知度不高也直接导致中国高铁标准国际认同度低。

第四，中国尚缺乏完全依据中国高铁标准建造的具有标志性和显示度的项目。为此，中国需要直面难以走进欧美发达国家高铁市场的严峻现实，在国际市场找到接受中国标准的突破口，在具备条件的国家直接采用中国标准，以点带面，用事实上的中国标准（事实标准）扩大影响力。

选择从没有自身独立高铁产业的国家，比如中东欧、拉美和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切入，当是明智策略。对这些国家而言，采用欧洲标准还是中国标准都无关自身利益，且决策周期短。中国可以用已经在国内运营的“高大上”的高铁让它们相信，欧美高铁技术固然先进，中国更有过人之处，性价比更有竞争力，该国如果缺乏建设资金，中国还可以提供贷款融资。这样，它们就容易接受中国标准、技术和规范，使中国标准成为事实标准。

令人欣慰的是，已经开建的印尼“雅加达—万隆”高铁，前期工作准备充分，项目资金、征拆和技术方案落实，东道国政府配合度较高，外部干扰小，是中国高铁从技术标准、勘察设计、工程施工、装备制造、物资供应，到运营管理、人才培训、沿线综合开发等全方位整体“走出去”的第一单，正在从工程质量、安全保障、工期控制、投资效益、环境保护、技术创新、本土发展、全产业链发展等多方面进行精品工程建设，必将成为中国高铁标准国际化的里程碑。

 

高铁资金需求巨大，尚需突破投融资瓶颈

 

高铁具有初始投资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率低、投资回收慢且风险高等特征。从世界发达国家经验来看，日、法、德铁路“走出去”的基本模式是输出技术、承包工程、出口装备（动车组）等，很少参与运营，旨在避免或最小化铁路运营的商业和市场风险。例如，莫斯科到彼得堡之间的铁路就购置了德国的高铁动车组；韩国主要引进法国的高铁技术；中国台湾分别从日本、德国、法国引进高铁技术。

修建高铁资金投入很大，必须有很强的财力。然而，项目东道国往往难以筹集修建高铁的全部资金，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落后，通常要求承建商提供项目融资。因此，“带资”承建国外高铁在一定时期内很普遍，融资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例如，中国铁建中土集团承建的土耳其安伊高铁二期工程，其合同金额为12.7 亿美元，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就达7.2 亿美元。

一般地，不仅建设施工单位需要银行支持，装备制造企业也仰仗银行给力。2014 年4 月20 日，中国北车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合作金额为300 亿元人民币或者等值美元，合作期限为三年，进出口银行通过把钱贷给国外的购买方，支持北车高铁出口海外。实际上，进出口银行在墨西哥项目、老挝项目等诸多海外项目上，都是中国承建国外高铁的坚强后盾。

同样，中国银行大力帮助中国南车的技术、装备、产品等出口。例如，中国银行约翰内斯堡分行为中国南车旗下的株机公司开出南非459 台电力机车合同项下4 笔金额共计4.1 亿美元的履约保函和预付款保函，该笔订单是迄今为止中国单笔出口金额最大的轨道交通车辆订单。

“带资”建高铁作为一种策略，甚至作为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在一定时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中国高铁“走出去”都采用这种方式，资金的压力将足以把中国高铁压垮。即使压不垮，融巨资投资高铁的风险也极大。以中俄高铁为例，“莫斯科—喀山”高铁的总造价估计为1.068 万亿卢布（180 多亿美元），仅技术论证工作一项就需1 亿美元。资金从何而来？以俄罗斯的人口，高铁运量如何满足？

俄罗斯尚且如此，若给地缘政治复杂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大笔融资则风险更大。因此，在高铁出口中“以货易货”模式应运而生。“以货易货”即用资源或能源换高铁，如大米、橡胶、铜矿、石油、天然气换高铁，这种模式双方均可接受，泰国的“大米换高铁”就是典型例子。2013 年10 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泰国后，中泰两国政府达成协议，中国参与泰国高铁项目建设，泰国则以农产品（大米）抵偿部分项目费用。俄罗斯的莫—喀高铁项目亦有部分“以货易货”，即俄方愿意用议定的石油天然气来交换中国高铁。当然，“以货易货”模式仍有风险，比如，若因为各种原因换不成又该如何？答案似乎是，只能依赖对方的信用（政府信用、银行信用或商业信用）与抵押物。

承建国外高铁的常用模式有BOT （建设—经营—转让）和BOOT （建设—经营—拥有—转让）。这两种方式的收入都取决于高铁项目建成后的收益，要实现短期赢利很困难，高铁运营和维护成本、客流量大小以及来自其他运输方式的竞争都可能影响赢利状况，拖累赢利进度。高铁运营从亏损到平衡再到赢利，通常需要较长时期。

其他承建高铁的模式还有BT 、EPC 、F+EPC 和PPP 等。BT （建设—转让）是建成后即转让，没有运营环节。EPC 即俗称的交钥匙总承包模式—— “工程设计（Engineering ）—采购（Procurement）—施工（Construction ）”总承包，承担工程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服务等工作，并对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全面负责。F+EPC 即“融资（Finance）+EPC”， 亦即融资总承包模式。该模式整合项目融资与承发包，在解决项目建设资金来源问题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设计的核心作用。PPP 即“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模式，侧重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项目的运作模式、风险分担机制、投融资职能分配和项目监控评估等。项目需要私人部门负责项目的全部投资，在政府的监管下，通过向用户收费收回投资实现利润。BT 、EPC 、F+EPC 和PPP 均涉及投融资，投融资问题不解决，这些模式都难以实施。

在上述诸多模式中，BOT 最常用、最成熟。但是，根据以往经验，经济风险仍然巨大。例如，2007 年通车的中国台湾高铁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BOT 高铁，总里程345 公里，总投资4800亿新台币（约合1200 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公里造价约合3.47 亿元人民币，由民营的台湾高铁公司负责兴建营运。投入运营以来，由于运量不足、利息负担过重、折旧摊提费用庞大，台湾高铁一直处在亏损状态，现在已经进入“破产倒计时”。台湾交通部门负责人叶匡时曾要求，要么增拨300 亿元新台币的补贴，并将高铁运营特许期从35 年延长到70 年；要么准备好5000 亿元新台币，等着收下破产的台湾高铁。

BOT 的风险除了建成后的收益（明显）低于预期外，更严重的风险是建成运营后拿不到钱。虽然让承建方运营几十年，但在他国项目运营风险不在自身控制中，最后可能白干，还不如直接转让移交。因此，项目建设方更倾向采用不负责运营的BT 模式，交工程就付钱，如果没钱就用资源或能源交换。

高铁“走出去”有几个层次：第一是出口机车，第二是参与高铁建设，第三是提供融资。这三个层次面临的风险各不相同。第一个层次一般不用提供融资，风险最小。第二个层次分提供融资和不提供融资两种。金融风险集中在第三个层次。实操中，究竟是用技术出口、装备出口、EPC （工程承包）或F+EPC （融资+ 工程承包）方式，还是用BOT 、BT 、BOOT 、PPP 方式，抑或是中外合资方式，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总的指导思想是，创新高铁产业合作商业模式和投融资模式，盘活项目现金流，提升企业合作经济性和动力，加强风险防控，规范企业境外经营行为。

一般而言，对运营收益长期稳定、东道国政局平稳、经济实力较强的项目，可采用BOT 或PPP 方式，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对于从互联互通考量有重大战略价值，但经济回报较差、资金需求大、东道国经济实力严重不足的项目，宜用中外合资的方式给予政策支持，以保障项目持续运行；或者可用装备出口、工程承包、融资+ 工程承包等方式，建立研发中心，生产制造企业进行本地化经营，同时，开拓维修和工程服务市场。

 

急需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

 

中国高铁“走出去”需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其必要性、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现实情况是，国家层面缺乏宏观管理机构，各部委缺乏系统组织，国内金融机构在境外项目融资中缺乏有效整合管理，企业之间缺乏有效协调。企业参与方式单一、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的情况非常普遍，企业之间无序竞争、恶性竞争现象时有发生，经常陷入“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打自家人”的窘境。

凡此种种，不仅使单个企业自身利益受损，而且也降低了自身或联合争夺国际大项目的机会，更严重的是或将损害行业整体利益和国家战略利益。最典型的两个例子，是南北车在土耳其和阿根廷的两场竞标。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合并为中国中车前，两家国字号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出于各自考虑，并未合力“走出去”，而是在海外市场“掐架”。2011 年土耳其机车项目招标，南北车互相压价，中国北车以几乎没有利润的价格投标，但最终订单被一家韩国公司抢走。

2012 年阿根廷政府宣布城轨车辆招标，中国北车首轮以239 万美元／辆的报价力压国外竞争对手，在几近中标的情况下，中国南车突然加入竞争，报出了比中国北车降幅近50 ％的跳水价，令阿根廷招标方非常震惊，进而要求竞标价格不得超过127 万美元/ 辆。最终，中国南车以121 万美元/ 辆的价格拿下竞标项目。事后随之出现“北车状告南车削价竞争”事件，并引起舆论热议。

实际上，南北“两车”的竞争不仅表现为惨烈的价格战，极端时甚至不惜在国际客户面前诋毁对方。这种恶性竞争不仅浪费了资源，缩小了利润空间，也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品牌形象。

在基建领域，中铁和中铁建两大企业及其下属企业在海外市场也都存在相互挤压窝里斗的现象。在巨大的海外市场利益诱惑面前，曾经抱团的它们明显开始“心不齐”，不时出现各执一词、彼此埋怨的情形。一方认为另一方用没法盈利的价格去抢单，伤人又害己；另一方则坚持自己是凭着市场原则参与竞争，并表示所报价格仍有利可图，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以上这些情况都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缺乏统筹规划、步调不一的典型表现。实际上，以前中国在联合协作开拓国际市场方面原本有很好的做法，只可惜现在未能传承光大。过去铁道部在海外都有项目协调组，并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和默契，即中国同类公司分开参与项目组，基建和装备都是如此，比如中国南车参与了中美项目组，中国北车就不得在该组，必须转战中巴项目组。

当今世界，企业间分工合作与竞争合作的趋势十分明显，金融、制造、商贸相互支撑，集团化、抱团式参与国际竞争大行其道。理论和实践均已证明，企业乃至行业通过并购或战略联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进而实现借船出海，借梯登高。南车和北车的合并或许是很好的尝试。希望合并后的中车和其他中国高铁企业及金融机构能加快整合，加强协同，形成生态圈协作，肩负高铁作为排头兵带领中国高端装备制造战略性产业走向世界的神圣使命。

国务院国资委一直强调“好央企”应必备三大要素：自主知识产权、全球品牌及国际竞争力。中国高铁也要剑指全球市场，加快集团化出海步伐，提高出口产品定价，提升海外市场的整体利润率，全面增强在全球高铁市场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切实发挥中国政府驻外机构和行业协会的指导协调作用，提高企业海外项目的中标率和收益，避免同行业在海外的无序和恶性竞争。

 

国内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短缺，沿线国家铁路技术管理等各类人才匮乏

 

目前，中国高铁“走出去”不仅急需工务、电务、机务等专业人才，还需财务、法务和商务人才；不仅急需熟练掌握FIDIC 、NEC 等国际通用合同条款并深谙专业知识、熟悉海外规范的勘察设计人才、项目管理人才和经营开发人才，更需有国际视野、适应海外工作条件、愿意并扎根海外的复合型人才，尤其需要精通国际贸易规则、当地宗教文化、国际法和地域法律法规，能与海外企业和政府有效沟通、谈判的高素质高端国际人才。

现在，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缺口非常大，其培养培训刻不容缓，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此外，中国高铁的国际化发展趋势，对相关技术人才及管理人才的需求更大、要求更高，应未雨绸缪抓紧储备一批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征召一批具有国际工程管理经验的人员，以满足未来中国高铁大规模全方位走向海外的需求。当前为解燃眉之急，急需以非常之举强化项目外语、国际标准、项目管理以及FIDIC 、NEC 认证工程师培训，尽快提高海外人员的国际化素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铁路建设管理上大多基础薄弱，本土技术管理人才匮乏，难以支撑本国铁路事业发展。上世纪70 年代，中国最大援外成套项目、中国援非“金字招牌”——坦赞铁路，在投入运营40 年后，随着受过中国培训的老一代职工逐步退休，现今出现维保不力、管理混乱、事故频发、长期亏损等一系列问题，已经处在瘫痪边缘，这个惨痛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因此，中国高铁“走出去”应当同步推进铁路教育“走出去”，为目标国培养储备本土铁路技术管理人才，帮助目标国真正建好铁路、用好铁路、管好铁路。

据不完全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在与中国洽谈修建的铁路总里程超过16000 公里，按照20 人/ 公里铁路定员标准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会产生超过30 万人的人才培养培训需求。实际上，仅在埃塞俄比亚，近期就有2000 多名当地员工正在接受铁路运营培训，包括乘务员、火车司机、技术人员等。从长远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轨道交通人才培养培训需求更加庞大。

仍以埃塞俄比亚为例，该国规划了八大铁路线路构成的国家铁路网络。一期在建铁路为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出海口的出海通道约750 公里，已于2016 年10 月通车。二期建设计划在2017 年开始，将新建阿瓦什—沃尔迪亚、沃尔迪亚—莫克来、莫约—阿瓦萨三段铁路，总长预计为2000 公里。远期规划的还有沃尔迪亚—阿塞塔—塔朱拉、瑟伯塔—贝德乐等铁路，以及亚的斯亚贝巴轻轨二期等，总里程将超过5000 公里。届时，埃塞俄比亚将形成非洲最大的铁路网，轨道交通人才需求达到10 万人以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轨道交通人才培养需求是多层次的，既有针对铁路建设维护及运营管理人员、铁路系统高级官员的非学历教育需求，也有为目标国铁路研究机构或高等教育机构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学历教育需求。

中国高铁“走出去”必须优先推进铁路教育“走出去”。一是“引进来”，吸引目标国官员、留学生来华学习培训；二是“送出去”，帮助目标国建立铁道教育科研院所，支撑目标国铁路人才本地化培养。

 

需化解多重现实和潜在风险

 

近年来，中国高铁“走出去”的脚步正在加快，但与此同时面临的风险也在增加，且传统安全风险和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彼此交叠复合，由过去的结构性风险演变成为一种系统性风险。主要风险包括地缘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安全风险、技术风险，以及政策、法律和经营财务风险等几个方面。

第一，地缘政治风险。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变幻莫测，围绕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利益格局的战略博弈越来越复杂，整体风险水平呈上升趋势，热点、焦点和难点增多，“黑天鹅”事件频现。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处于敏感复杂的社会转型阶段，内部政争、政党斗争、政局动荡、政权更迭等问题比比皆是。高铁项目建设通常要跨越几届政府，这其中的变数会大大增加。

东南亚、中东欧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重点地区，这些地区许多国家的政治形势十分复杂。诸如缅甸的政治转型和民地武问题、泰国和孟加拉国的政局动荡，都会对我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产生制约。若不能深刻洞察、全面分析东道国国内政治环境，把握其走向，将直接影响在这些地区开展“高铁外交”的效果与持续性，甚至连高铁项目自身的命运都难以掌控。

例如，中泰铁路合作项目就经历了一波三折。2013 年10 月，中泰两国签署谅解备忘录，“高铁换大米”项目启动。之后，因为泰国政局变动，英拉政府下台，泰国宪法法院判决项目违宪，中泰高铁项目完全停滞。2015 年初泰国军政府又重新开始考虑中泰铁路合作，但合作项目由高铁变成普通铁路。2015 年双方开启谈判进程后经过九轮协商，曾前后四次传出“即将开工”消息，但实际上开工日期却一再推迟。2016 年3 月25 日泰方突然宣布，自筹资金投资中泰铁路项目，线路缩短三分之二以上，并且不建出境段线路。

又如，全长210 公里、设计时速300 公里、项目总金额约44亿美元的墨西哥高铁项目“墨西哥城—克雷塔罗”，因中标的联合招标体中的一家墨西哥企业被爆与墨西哥总统家庭存在利益关系，引起反对党和不少民众对于项目的质疑，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宣布取消中标结果。

第二，社会风险。高铁在立项论证期、施工前、建设中、建成后的各个阶段，均会面临一系列社会风险。在立项论证期，东道国的宗教信仰、民俗禁忌、社情民意、舆论导向和文化冲突等，容易引起充满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的负面炒作，甚或引发反华排华情绪和社会动荡。当民族和宗教问题同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相互交织时，情况尤其严重。

高铁的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也是论证阶段需要认真考量的重要因素。美国加州高铁的工期和规模之所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主要就是遭到美国国内政治和环保人士的阻挠。高铁施工修建前，涉及占地、拆迁、补偿等公众切身利益，赢得当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至关重要。因为在国外土地多为私有，征地费用高昂，征地拆迁是矛盾和冲突易发多发的环节。中国与老挝达成共识的铁路建设计划，就曾因工程用地问题而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面临无法按计划建设的危险。

在高铁建设中，由于业主国家对使用本国劳动力的比例有严格要求，因此要注意充分雇佣当地员工，否则或将引发抗议、罢工等事件。高铁建成后在加速跨区域人口流动，促进各个民族、不同宗教的族群交往的同时，极有可能带来因流动性而产生的族群矛盾及教派冲突。

第三，安全风险。就世界范围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长期是恐怖主义势力活动频繁、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多发的地带，在区域内从中东地区，到中亚地区、南亚地区，再到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一条世界范围内臭名昭著的“恐怖主义弧形带”。随着高铁加速成网，更为便捷的交通可能会使贩毒、人口走私、偷渡等跨境问题将更加突出。出于经济或政治目的，跨国犯罪势力和极端势力都有可能成为通道安全的破坏者。当地区局势紧张或政府间关系交恶时，高铁很可能成为极端恐怖势力的攻击目标，从而使周边国家深受其害，以致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中国西部边疆地区与中亚都深受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以及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的威胁。三股势力肆虐所导致的风险不仅会威胁到国民生命财产安全，还会对一国或多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稳定、政府行政和民众信心造成打击，进而引发经济衰退、资本逃逸、银行挤兑和国民出逃避难等一系列风险。

第四，技术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气候地质条件复杂多样，从热带到高寒，从干旱风沙到潮湿多雨，从沿海到大陆腹地，从高原到平原，从高山险谷到河流湖泊等，国情社情路情亦千差万别。中国高铁“走出去”必然面临复杂地质结构区域和强震带的工程建设、安全运营与防灾减灾，极端气候条件下基础设施与装备的适应性和可靠性，不同轨距和不同制式的基础设施与装备的互联互通，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下铁路的运输组织等一系列重大难题，这些都对高铁技术提出了新挑战。

第五，政策、法律和经营财务风险。中国高铁“走出去”将面临目标国市场准入、企业资质、税收政策、主权担保产业政策、外汇管制、环保、专利、国有化、长期劳动合同、知识产权等政策法律方面的严苛要求和进入限制，还要面对价格、汇率、利率、税率剧烈波动的风险。

发达市场的反垄断调查、跨国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外资审查等监管要求和规制，也是中国高铁企业必须迈的坎。在东道国建设和经营，还需直面招标条件苛刻、漫天要价、融资和运营分歧大、征拆和劳动用工等建设成本高、经济收益低于预期，以及低成本优势难以在海外普遍复制等诸多问题和风险。